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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新喜劇與文藝的浪漫年代

發布時間:2020-08-12 05:33:07 已有: 人閱讀

  內容提要:1959年,《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成為社會主義喜劇園地的新形態,改變了喜劇藝術傳統的“諷刺”和“否定”形態,建立了喜劇人物同時也是正面人物的藝術典型,開辟了喜劇電影的新方向。

  內容提要:1959年,《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成為社會主義喜劇園地的新形態,改變了喜劇藝術傳統的“諷刺”和“否定”形態,建立了喜劇人物同時也是正面人物的藝術典型,開辟了喜劇電影的新方向。從這些作品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新中國初期朝氣蓬勃的力量和發自內心的時代笑聲,以及如何積極正面地表現新生活,在人情美、人性美、自然美中給人以教育與啟示。回顧它們的問世和傳播歷史,我們會發現,在文藝“十七年”中并不僅僅存在“三紅一創”、農村題材和歷史小說,還有很多新鮮活潑、浪漫自然的藝術形態。而在今天,重新審視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新喜劇電影所表現出的藝術精神,可以發現“十七年”文藝政策的復雜和多種走向,從而在嚴肅、一體化的文學史序列中重新理解更多的藝術實踐和歷史聲音。

  作者簡介:魏華瑩(1981- ),女,河南駐馬店人,文學博士,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河南 鄭州 450001

  1959年,《五朵金花》(長春電影制片廠,王家乙導演,趙季康、公浦編劇)、《今天我休息》(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魯韌導演,李天濟編劇)贏得廣泛好評,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新喜劇的代表性電影。這本是兩部被規劃、生產的主旋律電影,《五朵金花》是國慶10周年獻禮片,《今天我休息》為1960年元旦的獻禮片,但它們的清新、自然,對新社會人民生活的呈現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人情美、人性美、社會主義好、“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正能量主題也感染了許多觀眾。回顧影片的問世史、接受史,可以發現在文藝“十七年”中并不僅僅存在“三紅一創”、農村題材和歷史小說,還有很多新鮮活潑的藝術形態。而在今天,重新審視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新喜劇電影的規劃、生產、傳播以及所表現出的藝術精神,可以發現“十七年”文藝政策的復雜和多種走向,從而在嚴肅、一體化的文學史序列中重新理解更多的藝術實踐和歷史聲音。

  《五朵金花》的問世是圍繞著1959年國慶獻禮,從動議到拍攝完成僅僅用了半年時間。1959年,恰逢國慶10周年,宣傳社會主義成為一項重要工作。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親自向文化部布置,據夏衍回憶:“中央開過一次會。同志談過,明年十周年國慶是辦喜事,但不是用宴會、游園等方式辦喜事,而是要總結中國黨領導中國和建設的經驗,向全世界宣傳,介紹。毛主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積累了許多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經驗。現在,我們要通過電影藝術,把這些經驗介紹給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這些獻禮的影片,要在全世界已經和我國建交的國家,以及一切可能放映的國家去放映。”[1](P215)

  為此,文藝界掀起向新中國成立10周年獻禮的熱潮。周恩來對呈送的《鋼鐵》《萬紫千紅總是春》等影片不滿,認為缺少美感和輕松愉快的氛圍,故安排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寫一部以大理為背景、反映邊疆少數民族載歌載舞的喜劇影片[2]。可以說,《五朵金花》的創作一開始的定調就是主旋律,是周恩來、親自抓的為建國10周年、建黨40周年電影獻禮項目。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剛從云南考察回來,就明確提出要創作一部以云南為背景,反映山河美,人物美,社會風貌美,讓觀眾從美的享受中,感到我國社會主義好的片子[3]。夏衍將編劇任務交給云南女作家趙季康,因時間緊迫,趙季康和王公浦夫婦二人只用兩周時間就趕出劇本,中宣部和文化部將其交予長影廠的王家乙導演。夏衍再三叮囑:“不要搞政治口號,要表現出山河美、人情美,這部片子的主題就是社會主義好。”夏衍還具體指定,以大理的水光山色為背景,以白族人民載歌載舞為內容,不要寫什么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農、林、牧、副、漁也作背景表現。”

  如果說《五朵金花》是展現邊疆少數民族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美好生活,《今天我休息》則是表現大上海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新道德、新風尚。馬天民的故事原型是上海人民馬人俊,他是1955年上海第一批全國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馬人俊1950年年僅16歲時就來到江廟路派出所當戶籍警。后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曾根據他抓逃犯的故事編寫了一本連環畫《復雜的地方》,印了5萬多冊。1959年10月中旬,《今天我休息》開拍,是一部向1960年元旦獻禮的影片。拍攝中,攝制組全體人員沒日沒夜地趕拍,加班加點,義務勞動。拍馬天民跳下河救小豬的那場戲,氣溫只有零度,演員仲星火一頭躍入河中,渾身發痛,冰水刺骨,好不容易拍完爬上岸來,導演魯韌說“再拍一遍”他又跳進河里去追趕那只小豬……電影《今天我休息》只花兩個多月全部拍攝制作完成,新年的第一天在電影院上映。這部風格樸實、投資極少的電影一炮打響,街頭巷尾無人不知“馬天民”。仲星火回憶說,當初魯導找他飾演民警馬天民,“主要就是看中了他的傻、大、黑、麻、粗”這幾個特點[4],在今天看來這些絲毫不具有所謂的“都市性”,卻與那個時代所推崇的“工農兵”美學不謀而合。影片中的民警馬天民,正是這樣一位憨厚木訥、熱情善良又單純質樸的“工農兵”典型。

  影片圍繞馬天民的一天展開故事。開篇是下夜班的馬天民,因是休息日,所長愛人張羅著馬天民和郵遞員劉萍見面。但即使是休息日,馬天民也被種種事務纏繞,先是幫助躍進食堂的女工們和面,再是制止、教育、幫助車子騎太快甚至闖信號燈的市民,然后又幫助來上海送小豬的公社社員救跳水的小豬、去菜場給小豬找吃食、聯系鋼鐵廠來運送小豬,再是幫助昏厥的花花去醫院,后又去上海旅社找丟皮夾子的羅愛蘭歸還失物。這樣折騰了一天,耽誤了和劉萍在宿舍見面,一直到晚上才來到劉萍家里,導致對方誤會。后因他曾幫助的公社社員阿伯是劉萍父親,才解開了誤會,二人甜蜜互動,馬天民才滿懷喜悅回去。在這一天里,有很多社會場景的呈現,如街道的愛國衛生運動、鋼鐵廠的革新花,玩具廠、公交車上工人、市民互敬互愛的溫暖場面,充分體現“我為人人”的大協作精神和良好的社會氛圍。

  在影片熱情洋溢地呈現新社會、新風尚時,我們不能忽略當時的社會現實,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后,整個國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據統計,從1953年開始實施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底,各項指標大幅度超額完成。“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24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52年增長67.8%。期中,農業總產值537億元,增長24.8%;工業總產值704億元,增長128.6%。”“5年中,全國農民的收入增加30%。1957年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比1952年增長3.1倍。”[5](P38)據《五朵金花》編劇之一公浦回憶:“在我的記憶里,1954年是新中國建國初期最歡快最美好的一年。從全國的形勢來看,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取得了板門店和平談判的勝利。全國工農業生產也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部隊和地方機關開始實行薪金制,我們部隊文工團的團員雖沒評軍銜,但也評定了文藝級別,工資猛增至十元,相當不錯了。那時的物價相當便宜,雞蛋五分錢一個,我們文工團的大伙房改行食堂制,可以自己選購,想吃什么就買什么,一只鹵雞也不過五六角錢,豬腳鹵肉應有盡有。”[6](P55)

  影片《五朵金花》開始,正值白族傳統節日三月三,用大量的鏡頭展現群眾載歌載舞的歡快氣氛。“長筒號啊,吹呀吹起來。嗨,吹呀么吹起來。金錢鼓呀,敲起來,嗨,敲呀么敲起來。嗩吶铓鑼齊聲響啊,大家來趕三月街呀嗨,大家來趕三月街呀嗨。”大理百貨公司零售門市部,媽媽給寶寶買帽子,老漢給自己買花盆,小伙子買鹿角,姑娘們買花布,姑娘小伙們一起跳起歡快的民族舞蹈。“一年一回三月三,四面八方有人來,各族人民齊歡唱,唱歌做買賣。各族人民齊歡唱,唱歌做買賣。小伙子顯身手,姑娘來相好人才。奪得錦旗無數面,英雄人人愛。奪得錦旗無數面,英雄人人愛。”趕去的運動員阿鵬在路上遇到車壞受阻的金花們,并幫助修好了馬車。阿鵬又趕去參加會,并憑借出眾技藝,贏得金花的芳心。雙方約定,來年再見。于是在第二年三月三,圍繞阿鵬找金花展開了故事。《今天我休息》中也洋溢著歡快的笑聲,有公社食堂里包餃子其樂融融的場景,有齊心協力安頓70頭小豬的歡快場景,有愛國衛生運動中的勞動場景,有馬天民見到劉萍不知所措、讓吃蘋果的尷尬引發眾人的笑聲等。這兩部影片也使得文藝重新定義如何講述社會主義好,即用喜劇的形式表現美好的新生活,“從過去的喜劇中我們可以找到多種多樣性質不同的笑。而最主要的是以幽默和諷刺所引起的笑,來揭露舊社會中內在的軟弱無能,來否定腐朽的、保守的東西。《今天我休息》的最大的任務是歌頌,我們看,全劇中并沒有一個反面人物,他們都是可愛的人。我想,過去的黑暗社會、悲慘的命運一去不復返了。今天人們都是新社會的主人,每個人都感到我們前途似錦,我們的幸福無窮。在全國的各個角落里,到處是朝氣勃勃,斗志昂揚的人,到處是懷著遠大的理想,幸福地勞動者的人。今天的社會到處都充滿了歡樂,今天的男女老少都在喜笑顏開。人們需要健康的笑,人們喜歡看到電影、話劇、戲曲中帶有喜劇因素的語言、情節和場面,更需要完整的喜劇樣式。”[7]在田漢看來,“我們提倡寫喜劇,提倡要笑,因為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就不斷在笑。作家如何更好地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那種高度的樂觀主義精神充分表達出來,是今天作家、藝術家們光榮的責任。”[8]

  《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恰恰呈現了這一需求,表現普通人在新社會的美好生活,突出人情美、人性美、風光美,歌頌新社會、新風尚,從而反映社會主義好,起到感染、教育的作用。在這里展現的是一幅幅美好的幸福生活的畫卷:為公忘私的崇高的主義風格,創造性的社會主義勞動,堅貞純潔的愛情。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兩部‘歌頌性’喜劇及其昭示的‘新方向’,新中國電影喜劇勢必再度沉寂,走上一條無所作為的道路。”[9]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新中國文藝的方向作了具體的規劃:“以寫光明面為主,這是社會的現實生活向所有的文藝形式而不是向某一種或某幾種文藝形式提出的要求。”歌頌什么?暴露什么?“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斗爭必須歌頌之,這是文藝家的基本任務。對于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被認為是“歌頌光明的喜劇片的創舉”,“喜劇新品種的一對姊妹花”,符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精神。在馮牧看來,“我們的‘實際’是什么呢?首先,是人民的歡樂而舒暢的生活。歡樂的生活要求出現歡樂的影片,出現那種能夠表達和點燃我國人民生活中的歡樂之火的影片。而現在我所看到的,便是這種影片。它們表現了人民的情感,表現了人們的愿望。”[10]

  影片中的人物都是正面的,即便存在著小缺點,大目標也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甚至因性格質樸鬧出的種種笑話也帶有善意的成分,既符合了新社會對新人物的需要,又起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我休息》中,兒科主任誤會馬天民是花花的父親,當得知他只是一名時,感慨“人民同志是怎樣對待別人家的孩子的”“我們應該向你學習”;玩具廠工人也在他的感染下發出“大協作精神”的動員;群眾看到馬天民教育違章的騎自行車市民時,也發出“我們都是有文化有覺悟”的聲音……畢竟,社會主義喜劇的主要任務既然是肯定和歌頌我們的社會,就不能回避創作上的一個中心課題——創造正面形象。“只有創造出光輝的體現出時代精神的正面人物,才能充分地體現出我們社會制度的優越性,更好地完成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任務。”[11]

  這種文藝觀顯然受到蘇聯文藝的影響。斯大林曾指出:“我國的特點就在于它不僅給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予了人民物質幸福,而且給予了人民享受豐裕文化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所以在我國已造成了快樂的生活,而斯達漢諾夫運動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面生長起來的。”因此,“以激起歡樂、肯定生活的電影喜劇樣式來反映蘇聯人民快樂而幸福的生活”就成為藝術家的責任。在蘇聯文藝批評家看來,“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里,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剝削,普通勞動者的困苦的、不舒服的、忍無可忍的生活,那些藝術家——資產階級的寄食者——企圖用桃色的謊言和愚蠢的故事來分散觀眾對現實問題的主義。他們企圖用許多荒誕無稽的事把觀眾搞得昏頭昏腦,最后使觀眾嘲笑人,嘲笑他們自己。社會主義藝術家的任務和它無絲毫共同之處。因此我們應該堅決摒棄一切無思想性的、噱頭的、虛偽的資產階級的喜劇理論。”“真實的現實,我國快樂而幸福的生活,就是真正蘇維埃現實主義喜劇的基礎。擺脫了剝削的創造性勞動,就是這種歡樂的生活的基本特點。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勞動才成為我國喜劇的主題和中心問題。勞動產生了男女英雄們。因此,我們的喜劇是正面人物的喜劇。英雄、勞動者是我國喜劇的基本人物。我們同他一起為他的成就而高興,同他一起克服困難,同他一起笑,而不是嘲笑他。”[12](P16)可以說,一直以來強調歌頌新生活和正面人物,突出新舊對立的喜劇電影在蘇聯影片中占據重要地位。

  1949-1957年前后,中國戲劇是在全面地“走人的路”。新中國初期政治、經濟、文化朝向蘇聯的“一邊倒”,也就決定著中國戲劇與蘇聯戲劇之間深刻的影響關系[13]。正如張光年1955年在為《蘇維埃文化報》撰稿中所說的:“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戲劇,正是在光輝的蘇聯文學、蘇聯戲劇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14]而隨著蘇聯社會狀況的變化,1958年提出“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要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代之,以及中國文藝界同時對“解凍”的“寫真實”“積極干預生活”“文學是人學”“人道主義”等觀念的批判,標志著中國文藝開始擺脫“蘇聯模式”而探索自己的道路。因此,歌頌性喜劇的繼承延續下來,并賦予其新的意義。“歌頌性喜劇是喜劇的新品種,是中的產物,是黨的百花齊放政策的產物。這種喜劇突破了喜劇的傳統的諷刺框框,它既可以不反映敵我矛盾,也可以不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或主要的特征不是反映這兩類矛盾,而只是歌頌新人、新事、新的道德品質,從而反映時代的面貌。歌頌性喜劇中的主角,不是被批評、諷刺的對象,而是歌頌、表揚的對象。它使人們在輕松愉快的笑聲中深刻體會到主人公的優秀品質,從中受到教育。這種笑不是諷刺性的笑,而是歌頌性的、贊美性的笑。”[15]

  正是在對這些“歌頌型”喜劇的高度贊揚中,一種以歌頌新社會、歌頌新人物為特征的“新喜劇”,或者說“社會主義的電影喜劇”,在電影工作者和廣大觀眾的熱切期待中出場,完成了中國喜劇電影從“諷刺”到“歌頌”的轉型[16]。1959年7月11日至28日,文化部電影局在北京召開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貫徹中央糾正“”中錯誤和偏差的精神,總結1958年以來制片工作,檢查國慶10周年獻禮片生產情況,著重就如何處理政治與藝術關系、大力提高藝術質量以及加強藝術領導等問題進行研究討論。夏衍針對已列入獻禮片創作計劃的10多部作品戰爭題材偏多(占了8部)、輕松愉快的節目少、題材不廣泛、樣式不多樣化的問題,強調“要增加新品種,必須有意識地進行工作。我們現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經’‘戰爭道’,離開了這一‘經’一‘道’就沒有東西。這樣是搞不出新品種來的。我今天的發言就是離‘經’叛‘道’之言,要大家思想解放,要貫徹百花齊放,要有意識地增加新品種。”電影局長陳荒煤則親自主持制定了關于提高藝術質量,鼓勵題材、風格、樣式多樣化等多項改進措施,會后由文化部黨組向中共中央作了呈報。

  上海8月底將任務交給資深編劇李天濟,他迅速深入上海基層接觸生活,從商業系統到公安戰線,獲悉許多先進人物的事跡。曾經在舊上海生活過的他深有感觸,不由發出“動人心弦”“豐富多彩”的贊嘆。其中耳聞目睹的大量人民為人民辦好事的感人事跡,使其體會到人民“雖不直接從事工農業生產,卻同樣是社會主義建設大軍中的一支重要的隊伍”,從而產生了“不能不表現他們,不能不歌頌他們”的強烈愿望,打算就此入手予以表現。李天濟這一設想得到海燕廠領導的支持,認為對公安戰線的謳歌由保衛者躍升為服務者,體現了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指出要通過警民關系這一線索,盡量反映生活的多方面。為此,李天濟在創作劇本過程中,作了精心構思和巧妙安排,由一個名叫馬天民的普通民警在休息日赴約相親途中的經歷,串聯起其所做的一系列好事。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本身幾乎沒有虛構,而只是在排列、組織和人物關系設置上,作了一定藝術加工。就連主人公馬天民的姓氏,亦是取自先進事跡突出的兩位民警,即閘北分局芷江廟路派出所的馬人俊和南市分局沉香閣派出所的馬家馴,以“天民”為名意謂天天為人民服務,原劇名就叫《老馬的星期天》。在《今天我休息》的創作中,李天濟一反“喜劇用于譏諷”的常規,大膽嘗試“用喜劇來歌頌新的人新的生活”,極盡情境設置、性格刻畫以及手段運用之能事,在“生活本身充滿歡喜”中發掘喜劇性[17]。

  對于《五朵金花》的導演王家乙來說,“接到拍攝影片《五朵金花》的任務后,藝術上的一個重要考慮是,影片要拍成什么樣式呢?主題定在‘愛他們,愛他們生活的社會’,那么它的對立面是誰呢?《五朵金花》應該是新的喜劇樣式。傳統喜劇都設有諷刺對象,以達到在笑聲中和舊社會告別。我設想《五朵金花》是新喜劇,是要在笑聲中迎接新社會的到來。”“影片所有的情節都表現新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尋找金花的過程中,表現好山好水好風光,表現人民公社農林牧副漁的發展,展現邊疆農村建設的各個方面,實質上就是歌頌社會主義好,寓意全都通過畫面展示出來。男主人公尋找心愛的人,先后找到了采礦金花、漁業金花、牧業金花和農業金花社長,這些金花的具體行為,讓觀眾看到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在美麗如畫的山川土地上,滿懷熱情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場景。”[18]

  所以,我們在影片中看到,只是表現人情美、人性美,沒有諷刺、挖苦的對象,這樣就回避了“暴露”與“諷刺”易犯錯誤的問題。在《五朵金花》中管閑事大叔雖然愛管閑事,造成誤會,也是基于好心。煉鋼廠金花鬧情緒,也是因為大煉鋼鐵出現問題,心情急躁,后來解決了矛盾。《今天我休息》中,騎車匆忙以至于闖信號燈被馬天民批評的羅愛蘭,卻是上海支援蘭州的建設者,并且真心愛著那片土地,甚至把名字都改為“愛蘭”。他們都是普通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著光和熱。而這些平凡崗位的普通人,經過電影的敘事,“不僅轉變成熱愛集體主義生活的公民,而且提供了一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服從于主義理想的模范。他的角色是要教育觀眾,引導他們通過社會主義勞動的實踐去追求更好的生活。通過輕喜劇建立起來的不同的身份認同,是文化建設試圖重塑中國人民的另一種方式。”[19]同時,各種各樣勞動場景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五朵金花》中找鐮刀金花、副社長金花、煉鋼廠金花、畜牧場金花、伐木場金花、拖拉機站金花分別呈現了集體勞動、大生產的壯麗景象。《今天我休息》中,也可以看到全民積極參與的愛國衛生運動、公社食堂的熱火朝天,鄉村人民公社支援煉鋼廠的不遺余力,玩具廠女工的樂于助人等溫暖有愛的場景。《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這兩部影片突破了傳統喜劇的框子,重在表現正面人物和新生活,為文藝實踐開拓了一片嶄新的天地。

  在既有的敘述中,對于浪漫主義話語和實踐多持否定態度。這兩部影片問世于時期,被認為是歷史的曲折年代,從影片中熱火朝天的勞動場景和頻頻出現的“萬歲”的口號、標語也可看出鮮明的時代印記。雖然有人批評我們不該忽略那個年代的消極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兩部影片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即我們該如何正確對待、重新評價藝術創作中的浪漫主義。

  誠然,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我們會看到各種奇怪的藝術形態,如《牛郎織女笑開顏》中的民歌:“月宮裝上電話機,嫦娥悄聲問織女。聽說人間,你可有心下凡去?織女含笑把話提,我和牛郎早商議。我進紗廠當女工,他去學開拖拉機。”但《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的故事卻較多基于社會現實,如《五朵金花》中對白族生活和勞動場景的呈現,以及《今天我休息》中馬人俊的種種日常事跡,浪漫與現實的有效結合,使得作品具有更多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從而“通過光輝的正面人物形象,熱情地歌頌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向人們進行社會主義和主義思想教育,鼓舞人們更好地從事社會主義建設。”[20]

  眾所周知,在影片拍攝、放映的1959、1960年,正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如火如荼的時期。《五朵金花》的主角就是人民公社的“副社長金花”,大煉鋼鐵也是影片的重要主題。《今天我休息》多次出現“萬歲”的標語和“鋼鐵戰線怒放革新花”的喜報。劉萍的父親就是下鄉支援人民公社的社員,同時又進城運送小豬支援鋼鐵廠。對于這一時期的歷史曲折有很多著述和論斷,僅就影片來說,如何將社會現實更好地呈現,在勞動和愛情成為新主題的背景下,浪漫就被賦予更多合法性。

  所以,我們會看到《五朵金花》中的副社長金花,美麗、善良、多情、成熟,年紀輕輕就指揮公社農林牧副漁各項事業大發展。阿鵬更是個優秀青年,熱心助人,才能出眾,在會上表現突出、技壓眾人,還是新技術能手,幫助公社提高煉鋼產量。而這兩位優秀青年的結合,在影片結尾由眾人唱出“天長地久”的美好祝愿。《今天我休息》中的馬天民更是在平凡崗位上兢兢業業地服務群眾的典型形象,他老實忠厚,28歲了還沒有對象,于是派出所長的愛人為他物色了一位好姑娘在休息日相親,圍繞著相親故事鬧出了復雜的一天。

  新中國的現實是一窮二白,在艱苦的勞動中,需要克服種種困難,如何在戰天斗地中保持愉快和樂觀的精神面貌顯得格外重要。所以,我們會看到大量書寫勞動與愛情,“他們是在勞動中愛上的”。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根據《三里灣》改編的《花好月圓》,長春電影制片廠的《結婚》《五朵金花》,以及《今天我休息》都是關于愛情的主題。1957年蘇聯影片《勞動與愛情》,同樣是以建筑安裝工人為主角,展示了蘇聯人民的勞動與愛情。而巴謝尼克的人物具有典型意義,“從他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他活潑、樂觀、調皮的可愛的性格,更主要的是在這個人物身上深刻地體現了工人階級的智慧和戰勝一切的力量。”“古班諾夫和阿丑達的愛情,并不單單是一件普通的愛情事件,這里顯示俄羅斯婦女意識的覺醒。”[21]

  在這個意義上,愛情、婚姻的自主和解放就有個人解放的更多意義。愛情是浪漫的、美好的。當浪漫的愛情與偉大的事業結合,個體的人生與社會、國家的意義勾連,從而被賦予更多意義。當時的新中國是年輕的、朝氣蓬勃的,而影片中的年輕人也帶有新鮮的氣息,作為社會主義的、主義的新人,成為推動時代前進的先進力量。

  浪漫主義創造人物形象首先是以現實生活里的人的真實性格、思想和精神為依據的,他們不是“超人”,而是具有真實意義的典型。同時,浪漫也要根植于現實。《五朵金花》中美麗的自然風光、湖水青山、白云花朵以及插曲《蝴蝶泉邊》優美的旋律,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周總理在慶祝國慶十周年獻禮影片宴會上,稱贊《五朵金花》歌頌了我們美好的國家、美好的人,歌頌了人與人之間的美好關系。影片在云南大理放映后,“金花”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是模范的代名詞和榮譽的象征。一時間開展了“千朵金花”“萬朵金花”的生產競賽活動。《五朵金花》在國外放映,也引起強烈反響,先后有四十六個國家放映了這部影片[22](P221)。

  早在延安時代,《兄妹開荒》歌唱、舞蹈、優美的自然環境烘托歡樂的氣氛,直接影響了新中國的文藝觀。在歡呼勝利、繼續前進,“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時代,推廣新民歌運動,熱愛勞動,“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集體主義思想,也是新民歌中表現出來的主義思想風格的重要內容。創造人類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的源泉——勞動,成為新民歌中壓倒一切的主題[23]。勞動詩化了,詩勞動化了。“哪里有勞動,哪里就有詩。”1958年春天,“同志在黨的會議上,反復地號召大規模地搜集各地民歌”[24]。《人民日報》也先后發表了《大規模地收集各地民歌》和《加強民間文藝工作》的社論。中央還召開了全國民間文藝工作者大會。各地黨委根據中央和同志的指示積極地推動了這個運動,成立了專門機構來收集、整理、出版新民歌。《五朵金花》開篇的兩個人物,也是長春電影廠的兩位工作人員前往大理搜集白族民歌,并以《蝴蝶泉邊》作為開篇和結尾的曲目,優美動聽的旋律配之以美麗的風光,成為傳唱的經典。

  而在觀眾看來,《今天我休息》的主題,寫的是我們新社會中人民和人民之間那種“警愛民,民愛警,警民親如一家人”的民警和人民之間的新關系,以及一切人與人之間的新關系,這更多是一種理想關系。貫穿在所有的人與人之間的一根紅線,是一種“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的主義風格。這種風格使片中所出現的人物,包括工人、農民、民警、職工、店員、理發師、醫生、、服務員、市民、老太太、紅領巾等。在他們的生活中碰到困難或不可解決的問題時,都表現了那樣崇高而優美的思想感情,使許多困難得以迎刃而解,看了真使我們覺得十分愉快,也受到了感染、鼓舞和教育[26]。

  在1959特定的歷史年代,《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成為社會主義喜劇園地的新形態,改變了喜劇藝術傳統的“諷刺”和“否定”形態,建立了喜劇人物同時也是正面人物的藝術典型,開辟了喜劇電影的新方向。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新中國初期朝氣蓬勃的力量和發自內心的時代笑聲,以及如何積極正面地表現新生活,在人情美。人性美、自然美的表現中給人以教育與啟示。在這里,人與人之間是平等、友愛的,每個人都是社會大家庭的一員,在不同崗位上發揮著自己的積極作用。同時,將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理想關系以浪漫的形式加以表現,使得電影基于現實又超出現實,具有更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回顧它們的問世和傳播,我們會發現,當時在高層的策劃、努力下,文藝不僅僅是暴露和諷刺,不僅僅是社會的記錄員和觀察者,也不僅僅是痛陳家史、憶苦思甜,而是作為表達一種理想現實和美好生活的形態,通過喜劇、笑聲、普通英雄人物,使觀眾真正認可新社會、新風尚,這樣的溫情和善意也許只能出現在浪漫年代的歷史夾縫中。

  [5]張靜如,傅頤,李林.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1966[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7]魯韌.歌頌新社會、新生活和新的人——漫談在《今天我休息》的創作過程中的一些想法[J].百花雜志,1960,(5).

  [8]田漢.只有入情入理,喜劇性才會強[A].《今天我休息》座談會[J].電影藝術,1960,(6).

  [10]馮牧.像生活一樣豐富,戲劇沖突是多種多樣的[A].《今天我休息》座談會[J].電影藝術,1960,(6).

  [12]P·尤列涅夫.評“幸福的生活”[A].蘇聯影片評論集[C].慧源,等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57.

  [14]張光年.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奮斗的中國線]周誠.試論喜劇[N].文匯報,1960-11-16.

  [21]白景晟.宏偉的現實,巨大的形象——推薦“勞動與愛情”和“黨員”兼駁有關這兩部影片的一些錯誤意見[J].中國電影,1958,(12).

  [23]胡復旦.為什么說新民歌是主義文學藝術的萌芽[J].蘭州大學學報,1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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